由于全社會承擔了煤礦安全成本，導致煤礦主在預防成本上只需承擔很少的一部分，全社會的承擔，支撐了采煤行業(yè)的高利潤，也扭曲了煤炭資源的真實價格，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缺乏內在動力。

　　黑龍江鶴崗新興煤礦被瓦斯爆炸吞噬的礦工兄弟，如果不是“107”這個驚人的數(shù)字，如果不是這家煤礦“國有大礦”的光環(huán)，估計已很難吸引媒體的鏡頭與筆頭。媒體輿論之所以高度關注，是因為：在一次次三令五申之后，在問責、刑律頻頻動用之后，在怪罪小煤礦開始祭出“整合”招數(shù)的時候，這場新興煤礦大礦難，在寒冬中警醒人們，血煤仍然是一種嚴酷的存在。

　　不能說各種整頓沒有成效，不能說“帶血的GDP”不讓人羞恥，不能說官員的狠話誓言都是白說，不能說眼淚都是白流，當然也不能說有哪一個礦主希望發(fā)生礦難。畢竟，隨著追責力度的加大，礦難讓礦工付出生命代價的同時，礦主也要承擔經濟賠償與停產整頓的損失，比如新興煤礦一年內恐怕難以復產。然而，這一連串的“不能”，仍不能避免礦難的發(fā)生。

　　新興煤礦瓦斯爆炸之前，國家安監(jiān)總局已經在開展煤礦瓦斯專項治理。截至今年9月，全國煤礦事故和死亡人數(shù)分別比去年同期減少19.4%和23.8%。然而，全國煤礦仍發(fā)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11起，死亡303人。更令人痛心的是，今年以來，全國四起特別重大煤礦事故，山西屯蘭礦難、重慶同華礦難、河南新華礦難、黑龍江新興礦難---其中三起都發(fā)生在國有大型煤礦。

　　重拳整頓之下，煤礦照樣事故頻頻，或表明以前的治理措施仍未起到治本之效。礦難之“本”何在？這個“本”，就在于煤炭行業(yè)的經濟利益與安全成本存在反差。由于經濟的持續(xù)快速發(fā)展，對能源的需求與日俱增，煤價高企，別說私人小煤礦，連新興煤礦這樣的“國有大礦”，照樣在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情況下讓工人下井挖煤。

　　國家安監(jiān)總局局長駱琳就指出，根據(jù)新興煤礦礦難初步調查的情況看，事發(fā)礦采掘布置不合理，井下現(xiàn)場管理和勞動組織混亂，核定能力145萬噸的礦井，采掘工作面多達30個，夜班下井人數(shù)500多人，白班超過1000人。礦場的通風系統(tǒng)抗災能力弱，令突出的氣體逆流進入二水準進風系統(tǒng)。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產業(yè)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錢平凡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新興煤礦年產量145萬噸，怎么用得著500人在井下作業(yè)？兩三百人就足夠了?！耳Q崗礦工報》上的一篇報道稱，截至9月23日，新興煤礦實現(xiàn)開拓進尺7200米，提前100天完成全年任務。專家指出，提前100天完成開拓任務也有為了多采煤而冒進的嫌疑。

　　這一切，都無可辯駁地表明，企業(yè)的安全成本意識是多么淡漠。之所以30個采掘工作面同時推進，之所以下井工人超限額，之所以提前100天完成開拓，無非是要以最小的投入換來最高的產量。產量與利潤的背后，是新興煤礦上市圈錢的更大計劃，是財富效應更宏大的故事。而工人的生命，不在財富算計之列。導致礦難的根本原因，是“以最小的成本換最大的產出”這個利潤指揮棒，而不是“領導忽視輕視，工作不落實不到位”這種表層反省。

　　有研究者提出中國煤炭經濟的“外部成本”理論，即煤礦主沒有全部承擔其行動的成本，是別人，包括礦工和社會承擔了煤炭開采的成本。從制度上，這種“外部成本”是成本分擔的一個錯誤配置。由于這種錯誤配置，由于全社會承擔了煤礦的安全成本，導致煤礦主在預防成本上只需承擔很少的一部分。全社會的承擔，支撐了采煤行業(yè)的高利潤，也扭曲了煤炭資源的真實價格，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缺乏內在動力。高耗能行業(yè)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與這種本應企業(yè)自己承擔的“內部成本”外部化有關。

　　中國煤礦企業(yè)安全成本的比重低到什么程度？有統(tǒng)計表明，美國、德國等國家的煤炭安全成本折算為銷售收入的17.5%到21%，而我國煤礦的安全成本僅維持在銷售收入的3.5%。這從根本上揭示了中國礦難多發(fā)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想徹底扭轉礦難多發(fā)，必須重新為煤炭成本算賬，把礦工和全社會承擔的成本都算進去，才能讓這個行業(yè)從成本到價格都徹底厘清，煤礦安全問題的頑癥才能得到徹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