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惜命如金”，“珍視健康”，是西方人公認的最高生命價值理念。“馬革裹尸”，“戰(zhàn)死疆場”是我們中國人所認為的最高生命價值的體現。認為這是英雄的思想?，F在，我們把這兩種觀念來做一個比較后，會認為西方人的生命價值是一種貪生怕死的活命哲學，這兩種在安全文化上的差異，導致了中國人對生命的忽略和輕視，導致了從企業(yè)領導到企業(yè)職工“要錢不要命”現象的盛行。為什么我們的觀念就不可改一改呢?要知道如果我們不用“馬革”來“裹尸”，也是可以同樣取得勝利和成功的話，那我們何必要冒這種“英雄主義”的險呢?要知道“戰(zhàn)死疆場”固然令人敬佩，可“保存有生力量，然后戰(zhàn)而勝之”又何嘗不是一種策略。這就是我們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換言之，應用在安全管理上，西方人由于固守“生命誠可貴”的理念，所以時時事事小心，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工作，處理問題寧愿多“走彎路”也絕不會讓它危及生命。在這種前提下，您說，他的安全系數與我們的安全系數誰的要高一些?在這里我要鄭重聲明一點，我并不是一味鼓吹“西化”，但在“安全意識”上我們得向西方學習，不折不扣的學習。不是嗎?我們有些同志為求所謂的“實效”，耍“小聰明”，“走捷徑”。結果事故率遠遠超過西方。說細一點，這也是我們的煤礦事故率高于西方國家的原因之一。
　　煤礦的生產始終與安全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安全工作的總體部署始終與每一個人緊密聯系在一起，個人的安危始終與家庭和企業(yè)聯系在一起。對于企業(yè)來說，一個人出了事故只是整個企業(yè)的局部出了問題，換句話說只是企業(yè)局部的痛；而對出事人的家庭來說，這種痛苦是全方位的，最直接的就是意味著家庭經濟收入的銳減，嚴重的甚至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還有家庭成員所擔負的精神壓力，這才是“痛中之痛”，不是嗎?我們的一線職工，多數是家里的“頂梁柱”，是家里唯一的生活來源。一旦他們倒下，這些家庭就會一步滑入“赤貧赤弱”的痛苦邊緣。他們倒是走得來去無牽掛，可留給我們礦工家屬的就將是無窮無盡的痛苦日子。是啊，痛苦日子，日子苦啊，苦得遠遠超乎常人的想象。
　　在我礦就有這樣一戶家庭：家里有一個長子和一個女兒，妻子是家屬，丈夫是井下的采煤工，他連續(xù)多年被評為礦先進生產工作者和生產標兵。
　　1983年1月26日，對于大多數人家來講這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可對于這個家庭來說，卻是一個極其陰暗，永生難忘的日子。這個家庭的丈夫在井下上班打炮眼時，打到了上一個班沒有引爆的遺留在炮眼內的炸藥，也就是俗稱的“瞎炮”。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把這個家庭的幸福留在了地球的深處，也致使這位多年的礦生產標兵，先進生產工作者左眼球被摘除，從此，雙目失明，終生殘廢。當時他的一對兒女，長子四歲，女兒兩歲。瘦弱的妻子在天昏地暗的痛哭之后，不得不在別人異樣的眼光之中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以一個女人所難承受的體力勞動，到矸石山揀煤，到非法小煤窯上車裝煤，以求用這樣的方式來貼補家用。一方面要照顧年幼的子女，一方面還要照顧自己那已成殘廢的丈夫。每當摸著妻子骨瘦如柴，老繭縱橫的雙手，曾經象鋼鐵一樣的丈夫如今沒淚也“輕彈”，卻經常從他那沒有眼球，干癟的眼中沽沽流出。他的兩個尚還年幼的孩子，因他的原故，不得不在別人異樣的眼光中艱難的成長，其中的辛酸冷暖至今想來仍覺后怕。低微的退休工資和妻子用血汗換來的養(yǎng)命錢，根本不能滿足兩個孩子的學雜費和生活費。雙目失明的丈失也摸索著幫別人做一些象編織凳子和門簾的“瞎子活”來補貼家用。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xù)到他們長大成人。而這一晃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啊，這樣二十年的光陰足可以讓人銘記一生。
　　不是嗎?這個家庭在這二十年里就這樣默默地承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物質悲苦，這漫長的二十年，對于一個普通的礦工家庭來說，是一個孤苦無助，風雨飄搖的漫漫苦旅!而對于身處其中的那些不諳世事的孩子們來說，那更是一個總也無法抹去的記憶。
　　我所講的，是一個真實得無法再真實的故事。而那個故事中的“小男孩”，就是今天站在這里演講的我。作為他們的兒子，我深情的愛著我的父親和母親。作為一名礦工的后代，我也同樣深情的愛著養(yǎng)育我的礦山，也愛著千千萬萬的礦工們，因為他們是我的父輩和兄弟，他們可親而又可敬，可愛而又可憐!
　　我要對他們說，同時也要對在座的各位說：安全，不僅是你個人的事，安全所包含的東西太多太多。